……在天桥的下面，长长的一口气由一台机车吐了出来。从这台机车强劲的胸腔里还喷出了一大团金色的火星，这团火星奇异地向上飞迸，直至在烟雾中消失不见了。
保尔身子斜靠在天桥的栏杆上，眼睛直直地望着道岔上各种信号灯的闪光。他不自觉地将双眼眯缝起来。
“真是莫名其妙！保尔同志，为什么一看到丽达原来有丈夫，你就这么痛苦呢？亲爱的同志，你不是一直以为，你与她之间除了纯洁的友谊外没有任何关系吗，……那……你怎么把这点忘了呢？嗯？”保尔责怪自己，用讥讽的口气，“而且，万一那人根本不是她的丈夫？也许达维德·马斯季诺奇只是她的哥哥，也许是她的叔叔……你这样什么也不问就给……这也实在是太荒唐了。很明显你也与其它男人一样是个小心眼儿。你其实只要问一问她就知道是不是哥哥了嘛！可是如果真的是她的哥哥或叔叔，你又该怎样向她解释自己刚才失礼的地方呢？唉，算了罢，以后你也不要再去见她了。”
保尔的思路至此，被一阵汽笛声打断了。“不要再在这儿瞎想了！”
索洛缅卡是一个铁路工人的住宅区，在这儿有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公社。他们中有扎尔基，保尔，有头发浅黄、性格开朗的捷克人克拉维切克，有机车库共青团的书记奥库涅夫，还有铁路肃反委员会的阿尔和欣，他前不久还是个修理厂的锅炉工呢。
他们先找了一间屋子，连续三天他们都是下了班就去打扫、擦洗、粉刷、油漆。他们整天提着桶跑来跑去，不知情的邻居差点儿要以为是哪儿起火了呢。他们又自己动手搭了张床，床垫是把公园里弄来的好些槭树叶塞进大口袋里制成的。第四天，他们又把彼得罗夫斯基的画像和一幅大地图挂在雪白的墙壁上。这么一来，整个房子看起来焕然一新了。
一堆书放在两个窗户之间的搁板上。方凳呢，是由两只上了硬板纸的木箱做成的，屋子正中摆着一张挺大的台球桌，桌面已经开始脱落。这张白天当桌子用，晚上被克拉维切克当床睡的桌子是他们费了老大的劲儿从公用事务局找回来的。同时，大家也将各自的东西搬了过来。克拉维切克是最会当家理财的。他将全部财产都列入一份清单，一目了然。一开始，他还想把这份清单钉在墙上，最后因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才作罢。屋子里的一切都是集体的财产，不论是谁，拿到工资、口粮，以及偶尔收到的包裹，都一律要平均分配。属个人所有的只有武器。公社成员若违反了取消拥有财产的规定，他就辜负了同志们的信任，就会被开除出社。这是由社员一起决定的，奥库涅夫和克拉维切克还在这之外坚持加了一条：从屋子里驱逐出去。
公社成立后来了好多人，尤其是本区的共青团活动分子。公社的社员向邻家的院子借了一个大茶炊，为给人沏茶用去了他们所有的糖精。大家喝完茶之后，都开始齐声高唱：
泪水流遍了天涯海角，
我们这一生做牛做马，
但那个日子必会到来……
烟厂女工塔莉娅。拉古京娜任指挥。她戴的红头巾微微地偏向一边，眼睛长得像调皮的男孩，这双眼睛现在还没有人能凑近仔仔细细地观察个遍。塔莉娅的笑声非常有感染力。这个只有18岁的糊烟盒的女工青春焕发地看着生活着的世界。大家随着她单手朝上一扬便引吭高歌起来，嘹亮得如同吹响了铜号一般：
我们的歌声响彻四方，
我们的旗帜全球飘扬，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放射出万丈红光。
大家一直到了深夜才散去。欢声笑语，将沉睡的街道唤醒了。
是团区委书记的伊万·扎尔基伸手接的电话。
他向围坐在办公室里高声交谈着的共青团员们大声喊：“小声些，同志们，我现在什么也听不清楚！”
说话的音量低下去了一些。
“我正在听呢。哎呀，原来是你啊！对，好，我们这就开会，讨论内容吗，还是那个老问题：到码头上去搬木柴。什么？没有，没有派他出去。他在。要他听电话吗？好。”
扎尔基向保尔挥了挥手：
“马斯季诺维奇同志找你有事。”他边说边把话筒递给了保尔。
“我还以为你不在呢！今天晚上我正好没事，你要不就过来吧，刚巧我哥哥也乘车路过这儿，来看看我。我与他都有两年没见面了。”
原来是哥哥！
保尔再没有听进一句丽达后来讲的话。他回忆起当晚的情形，回想起那夜他一个人在天桥上所做的决定。对，我今天应该去看看她，挣断维系着我们双方的那条线。看，爱情给人带来了多少烦恼与痛苦啊！难道现在是适合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丽达的声音从话筒的一端传了过来：
“咦，你这是怎么了？难道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
“不，不，我一直听着呢，没问题，我一开完会就去。”
保尔把话筒放下了。
保尔用手扶着橡木桌子的边沿，直视着丽达的眼睛对她说：
“以后我恐怕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
他一说完，就看见丽达那浓密的睫毛很明显地向上颤动了一下。本来丽达还在用手里的铅笔在纸上迅速地写些什么，这时她却突然停住了，笔尖一动不动地搁在打开的笔记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