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找我？那坐下谈吧。先让我喝碗汤，今天一天我就喝了一点儿白开水。”他说着，拿起一把大木勺子。
保尔坐在他旁边的一把破椅子上，摘下帽子，习惯性地抹了抹额头。
“难道甘卡也认不出我了？我变得这么厉害吗？”他暗想。
潘克拉托夫喝了两口汤，没听见人说话，就扭过头来：
“哎，你有什么事倒是说呀？”
他正要往嘴里送面包，突然停下了，他一脸茫然地眨眨眼：
“天……等一下，……别开玩笑！”
见他慌得涨红了脸，保尔忍不住大笑起来。
“保夫鲁沙！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了！……慢着，你究竟是谁？”
在隔壁房里的潘克拉托夫的母亲和姐姐听见他的叫声跑了过来，他们终于认出这人正是保尔？柯察金。
家里人都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跟保尔聊着这四个月来发生的事。
“去年冬天，扎尔基、杜巴瓦和米哈伊拉去了哈尔科夫，他们没去别处，而是去了共产主义大学。扎尔基和杜巴瓦进了预科，米哈伊拉上一年级，我们共十五个人参加考试。我也一时兴起报了名。我觉得自己需要充实充实，谁知我被考试委员会抛在沙滩上，搁浅了。”
潘克拉托夫气愤地哼了一声，又说：
“开始我还一切顺利，所有的条件都具备，团龄够，有党证，出身、经历更没的说，不料在政治口试上我碰了钉子。
“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把我问倒了。他问我这么个问题：‘请您谈谈对哲学的认识。’你也知道我对哲学一窍不通。可我猛地想起我们那里曾有个念过中学的装卸工，他是流浪汉，当装卸工是图新鲜。有一回他跟我们说，天知道那是什么时代，有群希腊学者，自以为满肚子学问，那人称作哲学家。其中有个人，我记不清名字了，好像是尼杰奥根。他一辈子待在木桶里，还有其他怪毛病……那群人里他最有本事，能用四十八种方法证明黑就是白，白就是黑。总之他们全是吹牛大王。我想起那中学生说的故事，心想这个委员打算从右翼攻击我。他正一脸狡猾地盯着我呢。好，我张口就说：‘哲学就是说大话，吹牛皮。同志们，我对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没丝毫兴趣。党史才是我最愿意学的。’他们又刨根问底地问我这些见解是打哪儿来的。我就把那中学生的故事添枝加叶地说了一遍。结果他们全体放声大笑起来。我火了：‘怎么，你们拿我开心吗？’说完我掀起帽子就回家了。
“我后来在省委碰见那个考试委员，他跟我谈了三个钟头。原来那中学生是胡说八道。哲学实际上是门充满智慧的大学问。
“杜巴瓦和扎尔基通过了。对，杜巴瓦没少念书，不过扎尔基不比我强多少，他肯定是沾了勋章的光。反正我是白高兴一场。我被派到这码头当代理货运主任，抓业务，从前因为各种年轻人的事，我老跟领导起冲突。现在自己管业务了，碰上偷懒或瞎混的人，我就靠主任和书记的双重身份制服他。对不起，休想跟我耍花样。我自己的事就这些。还有什么没说呢？阿基姆的情况你了解了。团省委的熟人里只有图夫塔还在。托卡列夫在索洛缅卡区当党委书记，你们公社的奥库涅夫在团区委会。塔莉娅管着政治教育部。茨韦塔耶夫在铁路工厂做你原来的那些工作。我跟他不熟，在省委遇见过，有点自负，不过好像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你还记得安娜吧，她在索洛缅卡区当区党委的妇女部长。至于其他人的情况，我都说过了。保夫鲁沙，党的确把很多人送去学习了，以前的骨干都在省里党的干部学校进修，他们说明年把我也送去。”
他们一直谈到后半夜才睡。第二天早上，保尔醒来时潘克拉托夫已经去码头了。他姐姐杜霞体格健壮，长得很像弟弟。她一面招待保尔吃早饭，一面讲着各种杂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机长，出航去了。
保尔走时杜霞嘱咐他：
“别忘了回来吃午饭，我们等您。”
团省委大楼里跟从前一样热闹。门忽开忽关，走廊上房间里都是人。不断有打字机的嗒嗒声从办公室传出来。
保尔想看看能不能碰到熟人，就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结果一个人也没碰上，他就进了书记办公室。
团省委书记坐在大办公桌后边，他穿了件竖领蓝衬衫，侧面有排纽扣。他瞟了一眼保尔，继续埋头写东西。
保尔坐在他对面，仔细观察这位阿基姆的接班人。
“有事吗？”蓝衬衫书记写满一页纸，打完勾划后问道。
保尔向他讲述了一遍自己的情形。
“同志，我想恢复团籍，然后回铁路工厂。请您让下边的同志处理一下。”
现任团省委书记靠向椅背，沉思了一下后回答：
“团籍当然要恢复，这不用再考虑，不过回铁路工厂这件事不太好办。本届团省委委员茨韦塔耶夫正在那儿工作。还是派你去别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