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兵变?”许光达又是一惊。
邹靖华拿出几张红卫兵的小报,递给了许光达。
许光达接过小报一看,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办的。有7 月27日康生的讲话摘录:“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胡扯!”许光达十分气愤,把小报一扔,“什么‘二月兵变’,这事我清楚。”
1966年春,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了一个团结北京卫戍区,用来担负民兵训练、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卫戍区曾为此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借房子给部队暂住。学校没同意,房子也就没有借成。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怎么变成“二月兵变”,还把彭真、贺龙硬扯进去?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邹靖华也有些生气。
“是呀!”许光达赞同地点了点头。
正说着,许延滨、沈燕和曾正魁回来了。
许延滨此时是哈军工的学生,同红卫兵串联,回到了北京;曾正魁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许延滨的未婚妻;沈燕是许光达的养女,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
刚才他们到北京大学去看了大字报,又有不少新闻,见许光达回来,迫不及待地向许光达讲述着红卫兵们的“战果”。
许光达皱皱眉头,打断他们的话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有两个司令吗?”停了停又说:“你们天天喊‘造反有理’,造谁的反?”
三个青年刚才那股热情一下给问没了,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回答。
许光达继续对三个青年人说:“你们年轻,见过的事少。凡事要多动脑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确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一块试金石,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发展,这场运动的本来面目,渐渐为人们看清。
几个月来,风云变幻,事件繁多,令人目不暇接,也促使人们深思。
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被改组了,以陆定一为部长的中宣部被当作阎王殿砸烂了。一大批报刊、杂志、电影、戏剧、歌曲被批判、查禁了。大、中、小学出现了停课“闹革命”。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喊声中,各级党委陷于瘫痪状态。军队也开始受到冲击,一大批老干部被揪斗。
邹靖华整日提心吊胆,为许光达担心。
“你不必为我担心,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许光达安慰邹靖华。
这时,许光达虽为中央委员,却很少看见中央文件,也很少参加中央的会议。他只能从大字报上了解社会动向。
身为中央委员,竟然通过这种手段来了解中央的精神,简直成了天方夜谭!许光达常常为此发怒。
随着运动的深入,一向庄严的装甲兵机关大院,也开始受到红卫兵的洗涤。大院内,机关办公楼下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不同派系的人不分黑夜、白天,也不顾饥饿与疲劳,无休止地辩论着、争吵着。
11月28日,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派出代表来到装甲兵机关,找到许光达,提出要和装甲兵的造反派们一起,在院内开批判大会。红卫兵提出要批斗当时装甲兵黄政委(黄是刚从工程兵调来的),他们说黄政委在工程兵学院工作期间,生活作风不检点,还有三反言行,过去没有人敢惹,现在机会来了,也该清算他的问题,并坚持批斗大会上要给黄政委戴高帽子、挂牌子。
许光达说:“会可以开,有意见可以提嘛,注意大的问题,至于生活作风,我们党委会可以开会处理。”
经过协商,许光达和红卫兵们达成如下协议:当晚在装甲兵礼堂开大会,由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发言,许光达和装甲兵领导同志都到会参加。
晚上,装甲兵礼堂,灯火通明,礼堂台下坐满了人。批判会开始后,红卫兵代表首先发言,高亢的声音,激烈的言辞,在礼堂大厅中回荡。
突然,从主席台的两测定出几名红卫兵,拿出纸糊的高帽子要给受批判的黄政委戴上。
许光达见情况有变化,当即制止。
“这不关你的事,走开!”红卫兵用力推开许光达,并高声斥责。
“你们不守信用,你们还是军人呢,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那就先给我戴上好了!”他边说,边上前去抢高帽子。激动的情绪,无法抑制的愤怒,使许光达心脏病突然发作,倒了下去。
全场哗然。
台上的人忙着抢救许光达,台下的人闹闹嚷嚷。
许光达被送到了解放军总医院。
许延滨闻讯赶到解放军总医院,看见在床上昏迷的爸爸,不知所措。
医务人员在紧张地抢救着,过了一会,许光达好像恢复了知觉,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许延滨见爸爸清醒过来,赶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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