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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便进入了周恩来所说的“准备”状态。为进一步打破核大国的核控制，中共中央决定，要加速研制氢弹。

为此，周恩来找来二机部部长刘杰，研究对研制氢弹工作的安排。

刘杰认为：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

破核威慑（9）

周恩来果断提出：不行，五年太慢了，要加快发展；下一步的重点是“两弹结合试验”，立即着手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

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周恩来的指示，1965年初，二机部向中央专委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

2月3日、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这个报告。会议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

从尖端科技的发展来看，由原子弹到氢弹又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花了7年零4个月，苏联花了4年，英国花了4年零7个月。而当时法国已用了4年多时间研制，仍未成功。

中国对这件事的组织领导工作，则令世界震惊。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其技术水平也超出了美、苏的首次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来的预想。

然而，试验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出现过许多险情甚至事故。

1971年12月30日，在我国西北某地进行第一颗实战氢弹的投掷试验，就没有成功。

当时，由飞行员杨国祥驾驶的飞机进入预定地点，机上载有一枚数万吨当量的实战用氢弹。塔台发出投掷命令后，杨国祥用力伸向推脱装置机关，投掷装置却无动作。他又采取应急措施，仍没有成功。

随着气候、温度、气流、速度的变化，可能使氢弹在空中突然爆炸，不仅会机毁人亡，基地也会成为一片废墟。

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虽然极为担心，但他镇定下令：除塔台指挥外，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全部撤出。

杨国祥却另有考虑，他坚定地请示说：“我要带弹返航。”

接到基地报告的周恩来，捏着话筒，沉吟半晌，终于沉重地说：“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

在惊人的寂静中，杨国祥终于稳稳地驾驶着飞机，在某机场降落了。

周恩来这才松了口气，说：“带氢弹着陆成功，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后来查明，事故原因是推脱装置变形造成的。

在取得国防方面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原子能工业一直注意将原子能用于和平建设上。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影响了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其干扰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9月25日第十六次专委会上，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上次专委会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5、6、7、8月想开专委会均没有开成。”

他对专委们说：你们要说服二机部等科研、生产机关取消红卫兵，取消派别，使这些部门正常工作。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对尖端科技战线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一次，周恩来正在举行欢迎外宾的酒会，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某导弹研究院一位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恩来关怀下从海外归来的著名火箭材料科学家姚桐斌被“造反派”整死了。

闻讯的周恩来震惊了，手中的酒杯掉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坚决地说：对国防科技战线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要实行武力保护！

1969年8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针对七机部一些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放手工作、无法全力突破工程技术难关的情况，他郑重地对分别负责技术和科研生产的钱学森、杨国宇说：

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批准同意了一份需重点保护的几百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他郑重地指出：

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不许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

破核威慑（10）

在周恩来和中央专门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下，对原子能工业和其他国防尖端领域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保护措施，使得这些领域在“文革”的###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无论是原子弹、氢弹、导弹，还是两弹（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与此同时，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问题也提到了决策的日程上。

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十七次中央专委会会议，他除了向尖端科技界提出了“1968年把东风三号搞出来，东风四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的四年目标外，还专门研究了人造卫星问题。

就在周恩来提出要搞核电站的1970年，中华民族实现了自古以来的“上天”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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