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都脚下,农民竟年年吃不饱饭,被逼得逃荒乞讨,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手指敲着案几,语气带着股执拗,
“朕不差钱,也不差他们辛苦种出的那点粮食。”
很快,大明轻工总局的告示贴满了各县:
要在村镇设粮作物加工坊,玉米能磨粉、土豆能制淀粉、番薯能晒干货,经加工后作物能增值三成。
“这样就没必要克扣农民了。”
皇帝下了死令,所有粮食收购价都按市价来,绝不许压价坑人。
等农民日子再稳些,他还打算让人教大家养猪、养鱼——
北直隶水系密布,河网纵横,本就该是鱼米之乡的模样。
他让人沿着各条河系修蓄水塘,
“哪怕遇上旱年也不怕,这才叫旱涝保收。”
在皇帝心里,北直隶、山东、南直隶、江西、浙江,或许还有福建,都该纳入京州直辖。
这些地方的百姓过得好不好,是他最上心的事。
至于朝堂上会不会有人非议?
他只淡淡一笑——
谁要是敢置喙,不妨聊聊正月里廷议的旧事;
那之后,再没人敢轻易触碰他的底线。
朝堂上渐渐有了默契:
只要皇帝没表态,谁也不会硬提主张。
乾德皇帝的行事风格实在特别:
从不主动提议国策,对南方各省也不多加干涉,却把太仓银管得牢牢的,既不挪作他用,也从不拖欠京官俸禄。
按理说这样挺好,朝堂一团和气,皇帝不发脾气,不抓人入天牢,官员们不用担心被贬被罢,可文官武勋们心里总觉得不得劲,又说不出究竟哪里不对。
就像此刻,龙舟赛的鼓声从城外传来,朝堂上安安静静,大家捧着新俸银,看着窗外飘进的粽叶香,却总觉得这太平日子里藏着点摸不透的力道——
皇帝看似什么都不管,可运河上的粮船、田埂里的新苗、作坊里的机器,早被他不动声色地连成了线,牢牢攥在了手里。
六月十八日的大朝会正到议事要紧处,殿外忽然传来驿卒急促的马蹄声,紧接着一名侍卫捧着捷报大步闯入,高声唱喏:
“关外捷报——定辽大捷,盛京攻破!”
满朝官员瞬间如遭雷击,乾极殿内鸦雀无声,连呼吸声都仿佛停滞了。
阁老们捻着胡须的手僵在半空,尚书们刚要开口的建言卡在喉咙里,所有人脑子里都盘旋着一串问号:
什么时候派军出关了?
谁挂的总督印?
带了多少兵马?
从哪条路线进军?
最终目标竟是攻破盛京?
兵部尚书慌忙翻找案头文书,从头至尾没见一份出兵调令;
户部尚书急得面红耳赤,粮草账册里压根没有关外军需的记录;
五军都督府的勋贵们更是面面相觑,没有一位总兵接过硬令出征。
刘良佐、黄得功部依旧在原处,这兵到底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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