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采石矶后,朱元璋和徐达率领大军,直奔集庆。集庆的元军主将福寿,得知起义军渡过长江,连忙组织士兵防守,在集庆城外修筑了三道防线,还调动了两万余人驻守。徐达与朱元璋商议后,决定先攻克集庆城外的太平城,切断集庆的粮草供应。
太平城的元军驻守兵力不多,徐达率领五千士兵,不到一天就攻克了太平城,缴获了大量粮草。随后,徐达又提出“围点打援”之计:“集庆城高墙厚,硬攻难以奏效,咱们可以将集庆城团团围住,断绝城内的粮草和水源;同时,在集庆城外的要路上设伏,打击元军的援军。等城内的元军粮尽援绝,自然会投降。”
朱元璋采纳了徐达的建议,派徐达率领一万士兵,在集庆城外的方山设伏。没过多久,元朝的援军果然来了,约莫一万五千人,由元将阿鲁灰率领。当阿鲁灰的军队经过方山时,徐达下令发动进攻,伏兵四起,箭雨纷飞,元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阿鲁灰也被徐达生擒。
集庆城内的福寿,得知援军被歼,粮草也已断绝,知道大势已去,但他仍不愿投降,率领士兵与起义军死战。徐达亲自率军攻城,在攻城过程中,他的手臂被流箭射中,但他没有后退,仍坚持指挥士兵攻城。最终,集庆城被攻克,福寿战死,其余元军投降。
攻占集庆后,朱元璋改集庆为“应天府”,以此为根据地,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论功行赏,封徐达为枢密院同佥,统领全军,还对众将领说:“这次渡过长江,夺取应天府,徐达功劳最大。没有他的奇策,咱们不可能这么顺利地拿下江南。”
徐达却依旧保持谦逊:“这是全军将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如今应天府虽然拿下,但江南还有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咱们不能掉以轻心,还得继续努力。”
果然,没过多久,江南的割据势力就开始对朱元璋发难。先是张士诚派兵攻打朱元璋的领地常州,接着陈友谅又率军攻占了朱元璋的领地太平城,还杀害了朱元璋的大将花云。面对两大强敌的夹击,朱元璋的政权陷入危机,而徐达作为全军统帅,又一次肩负起了保卫应天府、击退强敌的重任。
至正二十年,陈友谅率领六十万大军,乘坐数百艘大型战船,顺长江而下,直扑应天府,想要一举消灭朱元璋的政权。与此同时,张士诚也派五万大军,攻打朱元璋的领地常州、镇江,与陈友谅形成夹击之势。消息传到应天府,朱元璋麾下的将领们大多惊慌失措,有的建议“放弃应天府,退守滁州”,有的建议“与陈友谅议和,暂时妥协”。
朱元璋也有些犹豫,找徐达商议对策。徐达说道:“陈友谅虽然兵力雄厚,但他的战船都是大型战船,灵活性差,而且他骄傲自大,听不进下属的建议;张士诚为人多疑,不敢轻易进军,咱们只要先集中兵力击败陈友谅,张士诚自然会退兵。若是退守滁州,或是与陈友谅议和,只会让他们更加嚣张,将来更难对付。”
他接着提出具体的作战计划:“咱们可以派一支小队,驻守常州、镇江,牵制张士诚的军队;您亲自率领主力,前往鄱阳湖,迎战陈友谅。鄱阳湖湖面宽阔,但水流复杂,陈友谅的大型战船在那里难以施展,咱们可以利用小船的灵活性,采用火攻之计,烧毁他的战船。”
朱元璋采纳了徐达的建议,派常遇春率领一万士兵,驻守常州、镇江,牵制张士诚;自己则与徐达率领二十万大军,前往鄱阳湖,迎战陈友谅。
至正二十三年七月,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大军在鄱阳湖相遇,一场决定江南命运的大战就此爆发。陈友谅的战船高大坚固,船上还装有火炮,朱元璋的战船大多是小船,在火力上处于劣势。开战初期,朱元璋的军队损失惨重,好几艘战船被陈友谅的火炮击沉。
徐达见状,立刻调整战术,他挑选了一百艘小船,每艘船上都装满火油、柴草和火把,还配备了十名精锐士兵,朝着陈友谅的战船冲去。当小船靠近陈友谅的战船时,士兵们点燃火把,将小船驶向陈友谅的战船,然后跳入水中逃生。陈友谅的战船瞬间变成火海,火势蔓延,很快就烧毁了数十艘战船。
陈友谅见状大怒,亲自率领主力战船,朝着徐达的旗舰冲来。徐达毫不畏惧,指挥旗舰迎战,双方展开激烈的厮杀。激战中,徐达的旗舰被陈友谅的战船撞坏,士兵们纷纷劝他换乘其他战船,但徐达说道:“我若是退了,士兵们的士气就没了。今天要么打赢,要么战死在这里!”他亲自拿起长枪,站在船头,与陈友谅的士兵厮杀,士兵们见主将如此英勇,也纷纷奋勇作战。
就在此时,常遇春率领的援军赶到——原来常遇春已经击退了张士诚的军队,得知鄱阳湖战事紧急,便立刻率军赶来支援。常遇春的援军从陈友谅的后方发起进攻,陈友谅的军队腹背受敌,顿时大乱。徐达趁机率领士兵发起总攻,陈友谅在混乱中被流箭射中,当场身亡。
陈友谅死后,他的军队失去指挥,纷纷投降。鄱阳湖大战以朱元璋的胜利告终,此战不仅消灭了陈友谅的主力,还奠定了朱元璋统一江南的基础。
消灭陈友谅后,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张士诚占据平江(今江苏苏州)、杭州等江南富庶之地,兵力约莫三十万,凭借坚固的城池,想要长期坚守。至正二十五年,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万大军,讨伐张士诚。
徐达率军首先攻克了张士诚的领地泰州、高邮,切断了平江与江北的联系,然后又攻克了杭州、绍兴,断绝了平江的粮草供应,最终将平江团团围住。平江城墙高大坚固,张士诚又在城内储存了大量粮草,想要长期坚守。徐达没有急于攻城,而是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战术,在平江城外修筑了长围,还挖了壕沟,断绝了城内的水源和粮草运输。
与此同时,徐达还派人向城内的百姓和士兵宣传朱元璋的政策,告诉他们“只要投降,就不会伤害百姓,士兵也能得到善待”。城内的百姓和士兵见粮草日益减少,又得知陈友谅已被消灭,知道张士诚大势已去,纷纷开始动摇。
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平江城内的粮草彻底断绝,士兵们甚至开始以树皮、草根为食。张士诚见坚守不下去,便组织士兵发起最后的冲锋,想要突围,但被徐达的军队击退。徐达趁机率军攻城,经过一番激战,平江城被攻克,张士诚被俘。
至此,朱元璋彻底统一了江南地区,拥有了争夺天下的雄厚资本。而徐达作为全军统帅,在消灭陈友谅、张士诚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朱元璋麾下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正式建立明朝。称帝后,朱元璋第一件事就是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大军,北伐中原,消灭元朝。
徐达制定了详细的北伐战略:“先取山东,再下河南,然后攻克潼关,切断元朝的援军,最后直捣元大都(今北京)。”这个战略既稳妥又高效——山东是元朝的粮食产地,夺取山东,就能切断元朝的粮草供应;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攻克河南,就能打开通往元大都的道路;潼关是关中地区的门户,控制潼关,就能防止元朝的援军从关中赶来。
洪武元年正月,徐达率领大军从应天府出发,首先攻打山东。山东的元军驻守兵力不多,而且士气低落,徐达率军势如破竹,不到三个月就攻克了济南、青州、兖州等重镇,彻底占领山东。
随后,徐达率领大军西进,攻打河南。河南的元军主将脱因帖木儿,率领五万大军,在洛阳城外的洛水岸边设防,想要阻挡徐达的军队。徐达派常遇春率领一万士兵,从洛水上游偷渡,绕到脱因帖木儿的后方,自己则率领主力,从正面发起进攻。脱因帖木儿腹背受敌,军队溃散,本人也被生擒。洛阳被攻克后,河南其他州县的元军纷纷投降,河南全境很快被平定。
接下来,徐达率军攻克潼关,控制了关中地区的门户。此时,元大都已成为一座孤城,元朝顺帝妥懽帖睦尔得知山东、河南、潼关相继失守,知道大势已去,开始准备出逃。
洪武元年八月,徐达率领大军,从河南出发,直奔元大都。元军驻守在元大都城外的士兵,见明军势不可挡,纷纷溃散。顺帝妥懽帖睦尔带着皇后、太子和部分大臣,从元大都的北门出逃,逃往漠北。徐达率领大军,顺利进入元大都,封存了元朝的府库,严禁士兵劫掠百姓,还派人安抚城内的居民,恢复了城内的秩序。
攻克元大都后,徐达又率军西进,攻打元朝的残余势力。在太原,他遇到了元朝名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率领的十万大军。扩廓帖木儿是元朝末年最有实力的将领,作战勇猛,而且善于用兵。徐达与扩廓帖木儿展开了多次激战,最终在太原城外设下埋伏,将扩廓帖木儿的军队击败,扩廓帖木儿逃往漠北。
随后,徐达又率军攻克大同、兰州等重镇,平定了陕西、甘肃等地,彻底消灭了元朝在中原地区的残余势力。至此,明朝基本统一了全国,结束了元朝近百年的统治。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封徐达为“魏国公”,赐给他人口五千户,田地万亩,还授予他“免死铁券”,可以免除两次死罪,他的儿子可以免除一次死罪。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将自己的次女临安公主许配给徐达的长子徐辉祖,两人结为儿女亲家。
面对如此丰厚的赏赐和荣耀,徐达始终保持谦逊,他多次向朱元璋推辞:“臣能有今天的功劳,全靠陛下的信任和全军将士的努力,臣不敢独自接受这么多赏赐。”朱元璋却说道:“你为大明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赏赐都是你应得的。若是没有你,我也不能顺利统一全国。”
徐达不仅在朝堂上保持谦逊,在生活中也十分简朴。他的府邸是朱元璋赏赐的,但他从未进行过大规模修缮,屋内的陈设也十分简单。有一次,朱元璋去徐达的府邸视察,见他的府邸太过简陋,便想把自己曾经住过的吴王府赏赐给他。徐达连忙推辞:“吴王府是陛下曾经的居所,臣不敢居住。”朱元璋见他态度坚决,只好作罢。
此外,徐达还十分注重约束家人和下属。他的儿子徐辉祖、徐增寿,都在军中任职,徐达经常告诫他们:“你们要好好做事,不要因为我是魏国公,就骄傲自满,更不能利用我的身份谋取私利。”他的下属也都敬畏他的严明,不敢有丝毫懈怠。
洪武十七年,徐达在北平(元大都改名)驻守时,患上了背疽——这是一种在古代常见的疾病,治疗难度较大。朱元璋得知消息后,立刻派太医前往北平,为徐达诊治,还多次派人送去药品和食物。但徐达的病情越来越重,最终在洪武十八年二月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徐达去世后,朱元璋悲痛不已,亲自前往徐达的府邸吊唁,还追封徐达为“中山王”,谥号“武宁”,将他的灵位供奉在太庙,配享祭祀。朱元璋还为徐达撰写了碑文,称赞他“功高盖世,忠勇绝伦”,是“大明开国第一功臣”。
徐达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从钟离乡间的农家子弟,成长为横扫天下的大将军,凭借的不仅是过人的谋略和勇猛,更是一生的忠谨与谦逊。他功高却不骄纵,位重却不专权,始终坚守着“为百姓做事、为国家尽忠”的初心,最终得以善终,还为子孙后代留下了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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